虎丘不断四时花
《清嘉录》成书后,作者顾禄请人题词,何桂馨题词两首,第一首便是: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华。 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 按作者所言,题辞是随到随编不论社会地位和年龄大小的,何桂馨最先读到这本书,第一个题词,于是,翻开这本记载“岁时无殊,而风土各异”的《清嘉录》,我们首先见到的便是这首诗。 今人来新夏先生评价说:“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为最。”在这样一本关于苏州风土的杂著里,何桂馨把他个人对苏州最具深刻印象的“虎丘不断四时花”的地域特色,一下子摆放到人们面前,算是献给了阅读者一束芬芳的鲜花吧。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的苏州亮出了它的缤纷多姿的色彩。 在封建时代,大凡通都大邑人文荟萃、风物繁华的地方,莳花种草的行当总是比较兴旺发达的。何桂馨所说“一种生涯天下绝”,未免有些过誉。苏州往北不远的扬州,它的牡丹、琼花是名满天下之物,花事极具规模。人说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便是一种形象化褒奖称赞。这种生涯活计,应时而生,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地都有相当市场。剔除何桂馨对于家乡花事的夸张性称赞,所说“虎丘不断四时花”倒是确切的描绘。 花卉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审美对象,从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纹饰到历朝历代工艺品的图案装帧,画家绘画,文人咏吟,乃至居家清供,友朋馈赠,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各地的花朝节也就是百花生日,日子各有不同,一般为农历二月十五,仲春春花最为繁盛之际。苏州以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这一天苏州人是这样庆祝的: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黏花枝上,谓之赏红。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 虎丘附近有花神庙,而且不止一座。老庙在桐桥内,明洪武年建,祀司花神像。另一座在虎丘山寺东面,为乾隆四十九年建,祭祀的却是同时代的虎丘人陈维秀。《花神庙记》记载了立庙的缘由:“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台使者檄取‘唐花’备进,吴市莫测其术。郡人陈维秀善植花木,得众卉性,乃仿燕京窨窖熏花法为之,花乃大盛。甲辰岁翠华六幸江南,进唐花如前例。繁葩异艳,四时花果,靡不争奇吐馥。群效灵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庙,连楹曲廊,有庭有堂,并莳杂花,荫以秀石。” 陈维秀的新技术,对于官家来说,为接待皇上立了大功。对于从事花卉生涯的农人与生意人来说,无疑是传授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新技术。周密的《癸辛杂识》的简要介绍:“以纸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功,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蒸熏,则扇之微风。经宿,则花放矣。”让鲜花在一月份开放,这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但在数百年前却绝对是件相当神奇的事情,当年女皇武则天下令都未能使长安牡丹冬日开放,如此,苏州人怎能不对陈维秀敬以礼数呢!相比较而言,旧有的花神庙那只是一个虚幻的心灵寄托,而新的花神却是能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创造者。自此以后,“冬末春初,虎丘花肆能发非时之品,如牡丹、碧桃、玉兰、梅花、水仙之类,供居人新年陈设。” 百花生日不仅是花农们的生日,也是种庄稼的农民测量收成好坏的关键日子:“土俗以十二日天气晴朗,则百物成熟。谚云:‘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这一天,喜好游玩的人纷纷出门:“士女争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轻舟,栉比鳞集。”民间如此,宫中则另是一样:“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孝钦后至颐和园剪彩,时有太监预备黄红各绸,由宫眷剪之成条……孝钦自取黄红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宫眷太监则取红者系各树。于是满园皆红绸飞扬,而宫眷亦盛服来往,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系毕,即侍孝钦观剧。演花神庆寿事…… 百花生日一到,百花盛开的大幕就拉开了。苏州姹紫艳红的春天格外明媚。在这之前,“一树独开天下春”的梅花早早地绽放了。探梅胜地,是苏州郊外的邓尉山香雪海一带,这是久负盛名、至今不衰的赏梅胜区。“暖风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袱被遨游,夜以继日。” 玄墓山(相传东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又称元墓山(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为元),是与邓尉山相连的一座山,北称邓尉,南名玄墓,太湖环抱,群山起伏,古代便是探梅胜地。明清之际这里回环百里皆梅,与山水相间,据光福志载:“邓尉山里种梅为业者,十中有七”,种梅如种谷,这和扬州的“十里栽花算种田”是一个意思。 花开烂漫时,展现一个极为壮观的场面:入山无处不花枝,平望三十里如雪。有人极度形容说:游人到此“咳吐皆香”。明人形容为:“青山千亩白,流水一春香。种密人难入,开齐夜有光。”康熙35年(公元1696年)江苏巡抚宋荦题“香雪海”三字,镌于石壁,这名字与茶名“碧螺春”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至于使邓尉声名大噪。这位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的官员,写下《雨中探梅余于吾家山题香雪海三字》: 探梅冒雨兴还生,石迳铿然杖有声。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涛岩溜互喧争。韵宜禅榻闲中领,幽爱园扉破处行。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 春回大地,苏州人到了游春玩景的时候。在游玩了天平、灵岩诸山及虎丘、白堤后,便转向南园、北园,其地正菜花怒放。“而北园尤盛,暖风烂漫,一望金黄。”南园,“在子城西南,今府学后也。”北园,即苏家园,在阊门内后板厂,清代皆变成场圃,是当时菜花最盛处。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二》中有一段关于饮赏菜花的描写:“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至南园,择柳荫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 这样的田园风光,是需要时间盘桓的,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从小路而来的人点亮灯笼乘船回去,“北园春尽菜花香,野蝶飞来都变黄,归棹齐门看落照,红灯一道出山塘。” 《清嘉录》成书后,作者顾禄请人题词,何桂馨题词两首,第一首便是: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华。 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 按作者所言,题辞是随到随编不论社会地位和年龄大小的,何桂馨最先读到这本书,第一个题词,于是,翻开这本记载“岁时无殊,而风土各异”的《清嘉录》,我们首先见到的便是这首诗。 今人来新夏先生评价说:“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为最。”在这样一本关于苏州风土的杂著里,何桂馨把他个人对苏州最具深刻印象的“虎丘不断四时花”的地域特色,一下子摆放到人们面前,算是献给了阅读者一束芬芳的鲜花吧。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的苏州亮出了它的缤纷多姿的色彩。 在封建时代,大凡通都大邑人文荟萃、风物繁华的地方,莳花种草的行当总是比较兴旺发达的。何桂馨所说“一种生涯天下绝”,未免有些过誉。苏州往北不远的扬州,它的牡丹、琼花是名满天下之物,花事极具规模。人说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便是一种形象化褒奖称赞。这种生涯活计,应时而生,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地都有相当市场。剔除何桂馨对于家乡花事的夸张性称赞,所说“虎丘不断四时花”倒是确切的描绘。 花卉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审美对象,从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纹饰到历朝历代工艺品的图案装帧,画家绘画,文人咏吟,乃至居家清供,友朋馈赠,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各地的花朝节也就是百花生日,日子各有不同,一般为农历二月十五,仲春春花最为繁盛之际。苏州以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这一天苏州人是这样庆祝的: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黏花枝上,谓之赏红。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 虎丘附近有花神庙,而且不止一座。老庙在桐桥内,明洪武年建,祀司花神像。另一座在虎丘山寺东面,为乾隆四十九年建,祭祀的却是同时代的虎丘人陈维秀。《花神庙记》记载了立庙的缘由:“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台使者檄取‘唐花’备进,吴市莫测其术。郡人陈维秀善植花木,得众卉性,乃仿燕京窨窖熏花法为之,花乃大盛。甲辰岁翠华六幸江南,进唐花如前例。繁葩异艳,四时花果,靡不争奇吐馥。群效灵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庙,连楹曲廊,有庭有堂,并莳杂花,荫以秀石。” 陈维秀的新技术,对于官家来说,为接待皇上立了大功。对于从事花卉生涯的农人与生意人来说,无疑是传授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新技术。周密的《癸辛杂识》的简要介绍:“以纸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功,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蒸熏,则扇之微风。经宿,则花放矣。”让鲜花在一月份开放,这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但在数百年前却绝对是件相当神奇的事情,当年女皇武则天下令都未能使长安牡丹冬日开放,如此,苏州人怎能不对陈维秀敬以礼数呢!相比较而言,旧有的花神庙那只是一个虚幻的心灵寄托,而新的花神却是能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创造者。自此以后,“冬末春初,虎丘花肆能发非时之品,如牡丹、碧桃、玉兰、梅花、水仙之类,供居人新年陈设。” 百花生日不仅是花农们的生日,也是种庄稼的农民测量收成好坏的关键日子:“土俗以十二日天气晴朗,则百物成熟。谚云:‘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这一天,喜好游玩的人纷纷出门:“士女争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轻舟,栉比鳞集。”民间如此,宫中则另是一样:“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孝钦后至颐和园剪彩,时有太监预备黄红各绸,由宫眷剪之成条……孝钦自取黄红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宫眷太监则取红者系各树。于是满园皆红绸飞扬,而宫眷亦盛服来往,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系毕,即侍孝钦观剧。演花神庆寿事…… 百花生日一到,百花盛开的大幕就拉开了。苏州姹紫艳红的春天格外明媚。在这之前,“一树独开天下春”的梅花早早地绽放了。探梅胜地,是苏州郊外的邓尉山香雪海一带,这是久负盛名、至今不衰的赏梅胜区。“暖风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袱被遨游,夜以继日。” 玄墓山(相传东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又称元墓山(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为元),是与邓尉山相连的一座山,北称邓尉,南名玄墓,太湖环抱,群山起伏,古代便是探梅胜地。明清之际这里回环百里皆梅,与山水相间,据光福志载:“邓尉山里种梅为业者,十中有七”,种梅如种谷,这和扬州的“十里栽花算种田”是一个意思。 花开烂漫时,展现一个极为壮观的场面:入山无处不花枝,平望三十里如雪。有人极度形容说:游人到此“咳吐皆香”。明人形容为:“青山千亩白,流水一春香。种密人难入,开齐夜有光。”康熙35年(公元1696年)江苏巡抚宋荦题“香雪海”三字,镌于石壁,这名字与茶名“碧螺春”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至于使邓尉声名大噪。这位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的官员,写下《雨中探梅余于吾家山题香雪海三字》: 探梅冒雨兴还生,石迳铿然杖有声。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涛岩溜互喧争。韵宜禅榻闲中领,幽爱园扉破处行。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 春回大地,苏州人到了游春玩景的时候。在游玩了天平、灵岩诸山及虎丘、白堤后,便转向南园、北园,其地正菜花怒放。“而北园尤盛,暖风烂漫,一望金黄。”南园,“在子城西南,今府学后也。”北园,即苏家园,在阊门内后板厂,清代皆变成场圃,是当时菜花最盛处。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二》中有一段关于饮赏菜花的描写:“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至南园,择柳荫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 这样的田园风光,是需要时间盘桓的,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从小路而来的人点亮灯笼乘船回去,“北园春尽菜花香,野蝶飞来都变黄,归棹齐门看落照,红灯一道出山塘。” 接下来的花信该是玉兰与牡丹了。牡丹是在谷雨前后开花的花卉,俗称“谷雨花”。苏州的牡丹是从河南洛阳移植过来的,早在北宋时代,为宋徽宗负责“花石纲”的朱面是苏州人,南宋的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牡丹出洛阳,顷时,朱面家圃在阊门内,植牡丹数千万本,以缯采为帷,每花身饰金为牌,记其名。”这是特殊阶层人士对牡丹的荣宠,所求的当然也多是名品,民间百姓则以“玉楼春"这样价廉而又易于培植的品种作为玩赏对象。种植牡丹的花农,“ 率皆洞庭山及光福乡人。花时,载至山塘花肆求售。”而“郡城有花之处,士女游观,远近踵至,或有入夜,穹幕悬灯,壶觞劝酬,迭为宾主者,号为花会。”苏州人对牡丹的喜爱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对于美的认同和欣赏,不是唐高宗、武则天帝王将相和豪门贵族的权利,也是普通老百姓热爱生活的标志。 在花卉树木的移植和品种侈求方面,朱面是不能不提及的特殊人物。北宋年间设苏杭应奉局,奸相蔡京命朱面管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宋徽宗赏玩。“雪海一番风信过,武丘再访玉兰房”的玉兰房,在虎丘山后,内有一棵名冠吴中的玉兰古树,相传就是他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因为没有来得及进贡,汴梁就已失守,于是弃掷于此。这是一株奇特的花树,明代天启年间曾为大风摧折,但顽强存活下来,花开之时,烂漫如雪:“历宋元明及清代,七百余载仍蕃鲜。干似虬龙根似铁,花开色较蕃厘白。遗恨衔归五国城,浓荫覆近千人石。”一株大树就是一个游玩欣赏的景点,也是历史的回顾面。朱面靠逢迎皇上,投靠蔡京而暴富天下,死后清理田产竟有三十万亩之多,简直骇人听闻。 不论是牡丹花肆求售,还是赏花买笑,都离不开阊门外七里山塘。山塘作为旅游胜地,同时是吴郡集中体现民风乡俗的地方,历史沿袭有“三会三市”之说: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樨市、夏为乘凉会。围绕这些会节,满足人们对花卉的需要。虎丘、山塘一带花店迤逦相连,绿水桥西的马营弄是一片花圃,斟酌桥东的花园弄口成为花卉市场,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七里山塘花市环”的市场格局。 《桐桥倚棹录》记载了这个盛况:“每晨晓鸦未啼,乡间花农各以其所艺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坌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馀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里面的木樨径,多为养花艺匠所居,遍地种桂,高下林立。清中期莫家浜一带桂花尤盛。长泾的古香村的居民多培植玫瑰、桂花为业,春末秋半,香气袭人,整个山塘“红红白白满桐桥”。对此,《虎丘竹枝词》说得非常绝妙:"苔痕新绿上阶来,红紫偏教隙地栽。四面青山耕织少,一年衣食在花开。” 这是附着于农业的副业生产,是相对于花农说的,是为酒馆茶楼、说唱逗谑、冶游祭祀等消费文化镶嵌上的曼妙的花边,也是江南富庶地区人们多姿多彩生活的反映,难怪唐伯虎不无矫情地说:“江南人尽是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 这就是“虎丘不断四时花”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也是整个苏州城花草树木繁盛景况的写实。在光福香雪海的西北山坳中,今日窑上村,桂花连山遍隅,秋天一到黄色的花蕊满绽在绿叶之中,香气袭人,它的规模可与杭州西湖边著名的赏桂胜地满觉陇相媲美,其桂花产量几近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对于桂花木樨,《清嘉录》援引范成大的说法:“桂,本岭南本,吴地不常有之。唐时始有种植。”也因为“将花之日,必有数日鏖热如溽暑,谓之‘木樨蒸’,言蒸郁而始花也。”桂花盛开,苏州就到了“木樨市”的时候了,“男女耆稚,极意纵游,兼旬始歇。” 山塘和虎丘一带花农特多,进行自产自销外,同时还是一个花卉的跨省际的交易市场,更多的花卉品种和更充分的花卉货源,保证了虎丘花卉的四时不断。《清嘉录·卷六》这样记叙: "珠兰、茉莉花来自他省,熏风欲拂,已毕集于山塘花肆,茶叶铺,买以为配茶之用者,珠兰,辄取其子,号为‘撇梗’。茉莉花,则去蒂衡值,号为‘打爪花’。花蕊之连蒂者,专供妇女簪戴。虎丘花农,盛以马头篮,沿门叫鬻,谓之‘戴花’。零红碎绿,五色鲜浓,四时照映于市,不独此二花也。至于春之玫瑰、膏子花,夏之白荷花,秋之木樨花,为居人和糖、舂膏、酿酒、钓露诸般之需。百花之和本卖者,辄举其器,号为‘盆景’。折枝为瓶洗赏玩者,俗呼‘供花’。” 这种长途跋涉的花卉交易买卖,在明末就已具相当规模,明人王稚登(公元15351612)《虎丘花市茉莉曲》,具体而又生动的描绘了这种情况:“章江茉莉贡江兰,夹竹桃花不耐寒。三种尽非吴地有,一年一度买来看。”“赣州船子两头尖,茉莉初来价便添。公子豪华不惜钱,买花只拣齐屋檐”。“卖花伧父笑吴儿,一本千钱亦太痴。侬在广州城里住,家家茉莉尽编篱。” 阊门外的山塘、虎丘以及通往枫桥的十里水路,帆樯云集,米船主要泊汇在上津桥、枫桥一线,而花船则舣塞在山塘河,所谓“花船尽泊虎丘山”。蒋宝龄《吴门竹枝词》也说:“苹末风微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 这样繁忙的局面,到清代中后期依然没有太多的改变,珠兰、茉莉等热带花卉来自闽、粤南方,它的市场需求很快便为苏州人所了解,因而也迅速移栽成功,珠兰、茉莉、白兰、玳玳成为苏州著名的地方土特产。长于顾禄的石韫玉的《山塘种花人歌》描绘了这种生涯活计:“江南三月花如烟,艺花人家花里眠,翠竹织篱门一扇,红裙入市花双鬓。山家筑舍环山市,一角青山藏市里……花田种花号花农,春兰秋菊罗千丛……司花有女卖花郎,千钱一花花价昂……双双夫妇花房宿,修成花史花荫读……青衫白袷少年郎,看花不是种花者!” 苏州私家园林之多,明清之际有100多座,与其毗邻的长兴、杭嘉湖平原一带还有不可胜数的闻名全国的各种各样的园林。它们的艺术格局和风格特点,离不开树木花卉和盆景山石,对花木数量、品种以及园圃技艺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苏州花卉市场几百年长盛不衰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市民实际生活的需要,特别是闺阁以花为妆饰,还有窨制花茶的需要,都给苏州花卉业的发展注入了永不衰竭的动力。 吴城大家小户妇女,多喜簪花,形成一种风俗就是“戴花”,也叫鬓边香,歌妓船娘尤一日不可缺少,“晓起买花簪满鬓,粉妆玉琢坐船头。”能够簪花的品种,据记载春天有红绿白梅等13种,夏天有珠兰、石榴等14种,秋天有凤仙、菊花等5种,冬天有山茶、蜡梅等四种,都是以朵来算钱的。除了戴花,还有插胆、瓶、盂钵的家庭供花,以及制作用于销售的花篮。扦插花篮的花,有木香、山茶、玫瑰、蜡梅、梅花、桃花,更多的则是茉莉花。南宋大诗人陆游有两句著名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他描写的是临安的生活场景,吴越习俗相似,吴中小贩买卖花卉的情况也相似。 茉莉花的大量消费,除了妇女的簪戴和人家的清供,这是少量的,多数为窨制花茶(配茶)的需要。苏州盛产茶叶,东山、西山、虎丘均有大片茶园,它的附近地区,如金坛、宜兴,邻省的安徽、浙江、江西也有大量茶叶输入,市民对茶叶的消费非常惊人,“上午孵茶馆,下午孵混堂(浴室)”。花茶,“茶引花香,以益茶味”,就是窨花茶,又称香片、熏花茶,主要销售到关东、西北、华北地区。其中以茉莉花茶为冠,其次玳玳花茶、珠兰花茶、白兰花茶,还有木樨花茶、栀子花茶、蜡梅花茶等,可以想见它们对花卉的需求量之大,当然也促进了花卉种植业的繁荣昌盛。 如今,当我们乘火车从北往南驶近苏州,远远地便望见虎丘塔时,低下眼帘可以见到铁路两边连绵不断的花房和无数盆栽茉莉、白兰花,匆忽之间就有了一种芬芳四溢的感觉,下意识里就知道人间天堂不遥远了。花卉给了苏州以色彩和芳香,也给久远的历史以青春美丽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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