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隐于市图

我对少爷说，如果明年我挣到了更多的钱，咱们就到香港去住上几天。如果还和今年一样地挣不着钱的话，那就还是来上海。我一向都是这种习惯，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不是太远。 少爷说他想去巴黎，他喜欢吃法国饭。我说巴黎就只有等到将来你自己去了，那个地方离我的不论是现实还是理想都有点儿远。 我们俩在淮海路上的巴黎春天里闲逛，少爷一个个牌子地看旅游鞋，最后放弃了阿迪达斯而选择了一双耐克，他都已经穿到43码了，才穿上第一双耐克，这让我猛然间心生愧疚。我承诺让他从此以后买的每一双鞋都可以是耐克，或者任何一款档次相当的品牌。我鼓励他在上海看到什么喜欢的就赶紧买下来，回到北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时间逛街。 黄陂南路地铁站下来不远，就是尚贤坊了，一片保留的旧街坊。边上有家叫“上海故事”的卖服饰的小店，我在那里挑了一只堆花手袋。我们过了天桥，走进雁荡路，在街边的小店里坐着，喝酸梅汤，吃冰淇淋。那家冰淇淋店可以用携程卡打折，少爷对冰淇淋很挑剔，他觉得那家的蛋筒味道不错。 从雁荡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进了复兴公园，园内大树夹道，据说是梧桐，却不是我家楼前大叶子春天开紫花的那种，叶子像枫树，不知道秋天红不红。在树下的木条椅上坐了一会儿，对着那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午日当空，雕像中那一对亲密的朋友在暴晒中昂首挺立。一对永远亲密的朋友——我讲给少爷，有着深厚友谊的一位学者和一位商人，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资助下做出了对世界很有影响的学问。我在少爷这样的年纪，读过一本李卜克内西等人写的关于马克思的回忆录，写了他的家庭和日常生活，故事生动有趣，这样的书真想拿来给少爷读读，可惜早不知扔到哪儿去了。 复兴公园没有高潮也没有亮点，只有几处浅丘一汪池水和一家叫作park97的西餐厅位于角落里，室内光线幽暗，和艳阳高照的外景对比鲜明。 从公园的西门出来，不远处拐进条幽静的小巷，便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住过的地方。一座小楼，红漆木地板，有一前一后两部木楼梯，楼上楼下都是几间厅堂卧房，每处书柜里都衬着几张书脊的彩照，看上去真的很像是一排排的书满盛在里边。不过照片大概是在图书馆拍的，每本书上都贴着图书馆的纸签，感觉像是这里的主人晚年开了座图书馆，或是从图书馆借了大量的书，没还。 楼的一层有廊子，墙面是水刷石做法，用的却是鸽蛋大小的鹅卵石，这我还真是第一回见到，大概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饰面方式，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的了。这座小楼是华侨捐赠的，在当时是一座很典型很平常的花园洋房，从里到外都和这一街区的大多数建筑很像。廊子对着一大片草坪，也是差不多每座洋房院子里都有的。孙中山这位中国第一位当了总统的人，退下来之后，就和年轻的妻子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里住了好几年，一直到最后，叮嘱后人为尚未成功的革命继续努力。 上海的房子不大，公园也很小，但却住过许多像孙中山这种做大事的人。大事业并不等于大排场，很欣赏这种节俭的风格。不过以今天这房价，能住进这样一所房子里就是一项要耗尽一生心血的事业了，对在今天能够拥有这样一所房子的人来说，事业已经成功了，无需继续努力了，就每天在这廊子里坐着，喝喝茶，种种花，读读小说，每天再到复兴公园里去走走，隔几天去逛一回淮海路，也就够了。 顺着思南路往前，一栋栋都是这种花园洋房，尽管大多破旧，但从格局上，仍能看出和苏州河边的上的石库门弄堂屋有着天壤之别，就是比新天地的屋里厢档次也要高一些。因为居住密度较低，这一带街道也特别安静，高大的梧桐树还是枫树夹道种着，绿荫生凉。 周公馆在思南路上，也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宅。这座当初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每天只开到下午4点，我们走到门前时已经过了3点50分了。看门的工作人员催着我们赶紧进去，票都不要我们买了，等我们楼上楼下看完，他也跟在我们后边一间间全锁上下班了。 想起前几天《纽约时报》上一位美国旅行者写的文章，说他有天在下午关门之前赶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买好票往几十米外的午门赶，却眼睁睁地看到城门楼子下券洞里的大铜门缓缓地关上，他走到跟前时正好被拦在了外边。相比之下，上海周公馆对我们的做法要人性化得多了，宁可不卖票了，也要让我们进去看。不过周公馆的门票只有两元，比紫禁城要便宜得多了，当然。 周公馆是和孙中山故居类似的楼房，但生活标准明显要差一些，有点像是现在外地公司在大城市的分支机构那样，租一处住宅，连吃带住带办公全在里边，楼上外间搭着一排铺板，供工作人员住，董必武一家住在里边一个小房间。只有楼下周恩来的办公室和住处条件不错，有一条外廊通到花园里，花园也是大草坪铺地，周边种些花木。一院之隔的邻舍也是一样的楼房，当初曾被用作对周公馆的监视点。 少爷这一代人对周恩来了解得有限了，连他们的老师好多也是在周恩来去世之后出生长大的。周恩来可以算是位出色的职业经理人，总理者一国之总经理是也，在运筹帷幄的老板手下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业务娴熟，经验丰富，才思敏捷，同时也待遇优厚。周恩来还具有一种职业经理人所不可缺少的中立态度，清醒理智，不为政治派别所左右。一个人如果选择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话，周恩来无疑是这方面的楷模。 少爷在思南路和复兴中路的街口上买了块1块5毛钱的光明牌冰砖，这是我一再向他推荐的。北京冷饮的国产品牌是伊利蒙牛的天下，光明的不容易见到，那种纸盒包着的奶油冰砖是我小时候偶尔进一回城才能吃到的东西，现在少爷只有到上海才能吃到。 复兴中路是条两侧全是花园洋房的林荫道，其中一所洋房是一家幼儿园。少爷说他曾在一本作文选上看到过一篇，写的就是这家幼儿园，作者在文中说他上过的幼儿园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是一座老式的花园洋房。 这一带最大的花园洋房应该要属瑞金宾馆了，原来只有一号楼，后来陆续地建成了一所大院。我和少爷在后花园的葡萄架坐了很久，然后又移到对着一号楼的大堂里坐着。大堂的沙发临窗，这里很凉快，坐多久都可以，没有人招呼也没有人打扰，不用买饮料还可以看杂志看报，报刊杂志架就在边上，中文的英文的都有。 我对少爷说，如果明年我挣到了更多的钱，咱们就到香港去住上几天。如果还和今年一样地挣不着钱的话，那就还是来上海。我一向都是这种习惯，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不是太远。 少爷说他想去巴黎，他喜欢吃法国饭。我说巴黎就只有等到将来你自己去了，那个地方离我的不论是现实还是理想都有点儿远。 我们俩在淮海路上的巴黎春天里闲逛，少爷一个个牌子地看旅游鞋，最后放弃了阿迪达斯而选择了一双耐克，他都已经穿到43码了，才穿上第一双耐克，这让我猛然间心生愧疚。我承诺让他从此以后买的每一双鞋都可以是耐克，或者任何一款档次相当的品牌。我鼓励他在上海看到什么喜欢的就赶紧买下来，回到北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时间逛街。 黄陂南路地铁站下来不远，就是尚贤坊了，一片保留的旧街坊。边上有家叫“上海故事”的卖服饰的小店，我在那里挑了一只堆花手袋。我们过了天桥，走进雁荡路，在街边的小店里坐着，喝酸梅汤，吃冰淇淋。那家冰淇淋店可以用携程卡打折，少爷对冰淇淋很挑剔，他觉得那家的蛋筒味道不错。 从雁荡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进了复兴公园，园内大树夹道，据说是梧桐，却不是我家楼前大叶子春天开紫花的那种，叶子像枫树，不知道秋天红不红。在树下的木条椅上坐了一会儿，对着那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午日当空，雕像中那一对亲密的朋友在暴晒中昂首挺立。一对永远亲密的朋友——我讲给少爷，有着深厚友谊的一位学者和一位商人，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资助下做出了对世界很有影响的学问。我在少爷这样的年纪，读过一本李卜克内西等人写的关于马克思的回忆录，写了他的家庭和日常生活，故事生动有趣，这样的书真想拿来给少爷读读，可惜早不知扔到哪儿去了。 复兴公园没有高潮也没有亮点，只有几处浅丘一汪池水和一家叫作park97的西餐厅位于角落里，室内光线幽暗，和艳阳高照的外景对比鲜明。 从公园的西门出来，不远处拐进条幽静的小巷，便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住过的地方。一座小楼，红漆木地板，有一前一后两部木楼梯，楼上楼下都是几间厅堂卧房，每处书柜里都衬着几张书脊的彩照，看上去真的很像是一排排的书满盛在里边。不过照片大概是在图书馆拍的，每本书上都贴着图书馆的纸签，感觉像是这里的主人晚年开了座图书馆，或是从图书馆借了大量的书，没还。 楼的一层有廊子，墙面是水刷石做法，用的却是鸽蛋大小的鹅卵石，这我还真是第一回见到，大概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饰面方式，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的了。这座小楼是华侨捐赠的，在当时是一座很典型很平常的花园洋房，从里到外都和这一街区的大多数建筑很像。廊子对着一大片草坪，也是差不多每座洋房院子里都有的。孙中山这位中国第一位当了总统的人，退下来之后，就和年轻的妻子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里住了好几年，一直到最后，叮嘱后人为尚未成功的革命继续努力。 上海的房子不大，公园也很小，但却住过许多像孙中山这种做大事的人。大事业并不等于大排场，很欣赏这种节俭的风格。不过以今天这房价，能住进这样一所房子里就是一项要耗尽一生心血的事业了，对在今天能够拥有这样一所房子的人来说，事业已经成功了，无需继续努力了，就每天在这廊子里坐着，喝喝茶，种种花，读读小说，每天再到复兴公园里去走走，隔几天去逛一回淮海路，也就够了。 顺着思南路往前，一栋栋都是这种花园洋房，尽管大多破旧，但从格局上，仍能看出和苏州河边的上的石库门弄堂屋有着天壤之别，就是比新天地的屋里厢档次也要高一些。因为居住密度较低，这一带街道也特别安静，高大的梧桐树还是枫树夹道种着，绿荫生凉。 周公馆在思南路上，也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宅。这座当初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每天只开到下午4点，我们走到门前时已经过了3点50分了。看门的工作人员催着我们赶紧进去，票都不要我们买了，等我们楼上楼下看完，他也跟在我们后边一间间全锁上下班了。 想起前几天《纽约时报》上一位美国旅行者写的文章，说他有天在下午关门之前赶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买好票往几十米外的午门赶，却眼睁睁地看到城门楼子下券洞里的大铜门缓缓地关上，他走到跟前时正好被拦在了外边。相比之下，上海周公馆对我们的做法要人性化得多了，宁可不卖票了，也要让我们进去看。不过周公馆的门票只有两元，比紫禁城要便宜得多了，当然。 周公馆是和孙中山故居类似的楼房，但生活标准明显要差一些，有点像是现在外地公司在大城市的分支机构那样，租一处住宅，连吃带住带办公全在里边，楼上外间搭着一排铺板，供工作人员住，董必武一家住在里边一个小房间。只有楼下周恩来的办公室和住处条件不错，有一条外廊通到花园里，花园也是大草坪铺地，周边种些花木。一院之隔的邻舍也是一样的楼房，当初曾被用作对周公馆的监视点。 少爷这一代人对周恩来了解得有限了，连他们的老师好多也是在周恩来去世之后出生长大的。周恩来可以算是位出色的职业经理人，总理者一国之总经理是也，在运筹帷幄的老板手下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业务娴熟，经验丰富，才思敏捷，同时也待遇优厚。周恩来还具有一种职业经理人所不可缺少的中立态度，清醒理智，不为政治派别所左右。一个人如果选择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话，周恩来无疑是这方面的楷模。 少爷在思南路和复兴中路的街口上买了块1块5毛钱的光明牌冰砖，这是我一再向他推荐的。北京冷饮的国产品牌是伊利蒙牛的天下，光明的不容易见到，那种纸盒包着的奶油冰砖是我小时候偶尔进一回城才能吃到的东西，现在少爷只有到上海才能吃到。 复兴中路是条两侧全是花园洋房的林荫道，其中一所洋房是一家幼儿园。少爷说他曾在一本作文选上看到过一篇，写的就是这家幼儿园，作者在文中说他上过的幼儿园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是一座老式的花园洋房。 这一带最大的花园洋房应该要属瑞金宾馆了，原来只有一号楼，后来陆续地建成了一所大院。我和少爷在后花园的葡萄架坐了很久，然后又移到对着一号楼的大堂里坐着。大堂的沙发临窗，这里很凉快，坐多久都可以，没有人招呼也没有人打扰，不用买饮料还可以看杂志看报，报刊杂志架就在边上，中文的英文的都有。 沙发空着一大半，除了我俩就只有两位男士坐在我身后，他俩用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在聊天，讲话声音很响。两人正在争着请一会儿的晚饭，这个说我请，那个说还是我来。最后一个争赢了，另一个便说那好，今天就随便吃点，千万不要再昨天那个排场了，昨天1万多块钱，也没吃到什么。 我忽然心有所动，便问少爷今天还想不想去新天地了，少爷说当然，我说还是那个宝莱纳？那个巴伐利亚风味？少爷试探着说可以吗？我说可以，你今天想吃什么，我都可以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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