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感受旧上海的人文风情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实是上海开埠后的“土特产”，起初外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许在租界里居住。后来发现要发挥上海大都市的潜力，仅仅靠那些为数不多的外侨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的情况下，租界当局便顺水推舟，将租界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这些房子多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弄口抵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 上海弄堂 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原本是为了便于管理而统一建造的集体住宅，很快发展成为综合东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上海房地产业的中坚。居高俯瞰，满目所及都是一片片栉比鳞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层顶。难怪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居住建筑尤其如此。在旧时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则便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或称巡捕捐、绿衣捐)。既然社会是分层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别。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差别较大，而更重要的差别是地段不同。一般来说，位于闸北、南市的较差，虹口稍微好些，jingan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带最好。上海旧时有“上只角”、“下只角”之称谓，“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区的高级住宅区，“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级住宅区，两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 弄堂的级别还反映在弄堂里的生活与文化之中。“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言，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这是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儿童》里对低级弄堂的描写。在这样的弄堂里，居民为了减轻房租负担，往往把房子横七竖八地划分为许多小间，上面还要搭上阁楼，出租给外地到上海来谋生或逃难的人,自己做起了“二房东”。因而这里人口密度高、成分杂、居住条件恶劣。由于家家户户都是门挨着门，共同分享着屋前屋后的弄堂,如果邻里之间能够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倒还罢了，如果相处得不融洽,难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生出是非，一不小心还会惹出各种各样的“弄堂风波”来。而在那些沉静而优雅的高级弄堂里,虽然是非比低级弄堂少了许多，实际上人际关系更加冷漠,除了有三五个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而有三两个人聚在一起低声谈话，也多半是某家的“娘姨”(保姆)和“大师傅”(厨师)。假如哪一扇门忽然开了在迎宾送客,或者有些不寻常的活动时，人们也只是装成漫不经心地遥望着，而不会上前围观，说长道短。人们常说上海人善于处世，门槛精，可能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拥挤的弄堂里、接受这个小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教育有关。 上海弄堂 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人家的弄堂，俨然就是一个城中之城。里面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工厂。上海的“弄堂工厂”大多由一两个技术工人带着几个徒弟兴办,利用大厂扔下来的边脚料或下脚货，因材施用，精心设计，竟制造出许多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并在小商品市场中占着一席之地。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无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里说，弄堂里的那些叫卖零食的声音既漂亮又具艺术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除了有叫卖零食点心的，还有叫卖青菜、豆腐、瓜果、鸡蛋的，时而还有活鸡活鸭。每隔几天还有修理棕棚、补皮鞋和弹棉花之类的人上门服务。他们各行有各自的叫卖腔调，让人一听便知道是什么行业的人来了。此外，还有算命的、化缘的，晚上还有卖炒白果的，夜深人静时，说不定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为家中病孩召魂的长嚎声……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为了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来的进步文人,大多落脚在此类弄堂的亭子间，并因此产生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文学派别——“亭子间文学”。“亭子间文学”并非描写亭子间，而是这些住在朝北的、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文人,在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弄堂作为上海的“土特产”，记载了上海的历史和风俗,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领略上海的弄堂风情,如同翻阅这座大都市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探究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虽然这几年随着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许多弄堂都被一座座漂亮的商务楼和住宅楼取代，但是弄堂作为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将会永远地留在上海人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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