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钟水毓乌拉城

民国十九年编成的《吉林新志》里有这样一段话：“故松辽邻水，辽域之民有豁达义侠之风，而松域之民多风度词采之气，隐含文秀之姿，今当草昧初辞，犹未特著。……其风习阔雅之度，或将于满洲而歧出。盖亦松水之质有以异也。” 这很让人想起北山，当初之所以在山巅修了那么多寺院，也正缘于清朝皇帝对吉林乌拉（沿江的城市。据《吉林通志·凡例》载：“吉林乌拉，四字连文。国语，吉林谓沿，乌拉谓江。其曰吉林者，从汉文而省也。”）这一龙脉之地的担心，为了镇住这可能出现又一“天子”的宝地，故在吉林乌拉城北山之山修筑寺庙。小时候和玩伴常去北山游玩，隐约可以识得当年刻在山崖上的乾隆帝真迹，只是当时并不能辨别出所书为何，不过也并未因此而觉得遗憾。吉林城的一切似乎都和这条神秘的松花江有关。我们实在不能用“奔流不息”来形容它，从我年幼的时候开始，就常常一个人在江边凝视着它，它有着母亲般的温柔，特别是冬春两季，清澈见底的江水缓缓从你的眼前流走，是非常舒服的，松江水涵养了吉林人的精神。它的温柔多情让吉林人在彪悍的性格下隐匿了些细腻柔美的感情。我从来不看选美之类的节目，前几年，偶然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吉林姑娘关琦获得了大概是环球小姐的什么奖，照片上姑娘的眼睛突然让我想起了缓缓流淌的松江水，带着不可阻挡的美渗在我的心里，于是，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就在《新志》作者盛赞吉林人“山钟水毓，久而成性”之后，却马上变换了语调：“若就实际生活观察，则省境居民勤俭质朴者多，而浮靡狡黠者少，虽都市居民稍染浮华，性近狡猾。而乡村农民则朴拙憨态，性近痴愚，大凡可以诚朴勇敢，且能活泼勤俭，富于保守及积蓄性目之。惟个人私斗之风尚未息止，迨礼让之化未普，而北方强悍之风犹有存焉。”这大概也是不错的，不过和前面所说的“风习阔雅之度”似有着很深的矛盾。不过，似乎每个吉林人都能深刻体认这样的二重性格。中华文化历来有所谓“山”文化和“水文化”的南北谱系特征，在文化内涵和性格上则分别指向了阳刚和阴柔的两个不同维度。吉林乌拉则有所不同，山水在同一座城池和谐共存，因而塑造了这里独有的文化生态和人们独特的文化性格。吉林四面环山，北有北山，南有朱雀山，东是龙潭山，西是西山。山不高，但灵气十足，只听名字就可知。范琳琳的《吉林我故乡》被定为市歌，第一句便是：“北国江城吉林我故乡/城里一条松花江”。今天你到吉林去，打开电视，也可以看到吉林市电视台台标便是蓝蓝的松江水造型，让人心旷神怡。江，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命。有山，有水，山水文化塑造了吉林人的性格，既粗又细，既豪爽又精致，是造物主的生花妙笔。 吉林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派山水和谐的天地间。《吉林新志》记民国时期吉林省统称村庄为“屯子”（这样的称呼现在依然保留，像江南的“马家屯”，江北的新立屯，甚至带着非常鲜明的满清特色的“黄旗屯”）。这些屯子的特点在于“依山傍水，星罗棋布”。这样独异的村屯特征在东北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不过，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对于这片黑土的眷恋，也是吉林人基因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拿这些屯子来说，几乎都有着相同的特征：“盖辟地而耕，近田架屋，出田即宅。务使其所耕之田，尽绕其所居之宅，便耕作也。”人与土地的关系就这样被紧紧绑在了一起，无法分开。而由此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也颇为有趣。《新志》载：“男作于外，如耕耘及其他工作与交际等。女作于内，如事老妇幼，制衣煮饭及饲家畜等。”有意思的是这段描写：“惟究不若他地妇女凡收获、载种、耕耘及其他一切繁苦之事皆为之也。故吾常谓吉林妇女较他地妇女，诚为享福孔多也。惟其如此，故家庭闲气多由妇女起。盖饱食终日，无用其心，则惟计较其针头线脑，劳役享受……等之得失多寡。于是睚眦必报，锱铢必较。轻则误事，重则招秧也。”这些话还是不错的，即便是现在的农村社会，也仍不出其所说。村妇的这种闲言碎语现在被一种更生动的描述取代，恐怕不是东北人不能懂得其意。电视剧《刘老根》就很充分地把东北农村妇女这样一种既可爱又可恨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像丁香、大辣椒、满桌子这样一些人物的刻画是相当到位的，这些性格也都是黑土文化孕育出来的。 白山黑水，再加上黑土，这便是吉林人身上难以割舍的情结。翻看始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吉林通志》（其实，《吉林通志》这里所据都是编成更早的《盛京通志》），我们看到编者在描述吉林乌拉人的时候，与其他一些东北地方人性格上有着不同，"吉林乌喇，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这最后一条，无论在宁古塔、伯都讷、三姓、双城堡还是阿勒楚咯、米之乡、珲春、拉林这些地方都是找不到的。这不仅以为它是当时吉林省的首府，更因着这山水、黑土文化生态的长期浸润才得形成。 夜已暮，我唱上一段《大西厢》，闭上眼，暂时回到吉林乌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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