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湄潭

黔北高原典型的三月天，雨，那种根本看不清它模样的雨无处不在，车近湄江时，本来还算干净明亮的车窗已然朦胧了，黄昏的街上，三两孩子端着碗四处乱窜，一条老街上，一个眉目清秀的少妇站在路中大声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软软地说了句什么，一个男人从一个门洞跑出来，手中端着一个茶壶，傻傻地笑着倚在门边，两人竟谁也没有走动，就这么地对看着，我们的大客车只好停下，司机就是湄潭人，便紧一声慢一声地按喇叭，好半天，那少妇才回过神来，一脸红臊地跑到了路边。 晚饭吃得十分地潦草，但好客的主人给我们的明前茶却是好茶，在宾馆的房间洗漱之后，烧了开水，泡了杯茶，一会便满室清香，在主人准备的资料中，我一下子便进入浙江大学西迁的那段历史。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丰歉谁能补，辛苦共尔沦。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我从苏步青先生这首诗开始了对段历史的阅读，这首诗是他在西迁到湄潭的浙大任教时写的，当时物价飞涨，他一家住在县城南关湄水桥边一座叫朝贺寺的破庙中，由于物价飞涨，一家八口生活窘迫，常以红薯拌饭，并在庙旁开了一块小菜地。苏步青是1940年偕他的日本夫人长途辗转到湄潭的，在这里他生活了七年，在湄潭那有些破旧的文庙里，在如豆的桐油灯下，他和他的学生们完成了惊世之作，使微分几何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那时的湄江河畔，经常走动着那些智慧的身影，竺可桢，王滏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战争使得这些名字与湄潭这座黔北小县城紧紧相连。李约瑟1944年10月远赴湄潭考察，回到英国后，他在发表于《自然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李约瑟毫不吝啬地将浙大称之为“东方剑桥”。 我住的宾馆不远处就是当年浙大的旧址——文庙，后来进行了维修，现在了成了浙大西迁陈列馆。当晚我就冒着那无处不在的湄江小雨到那里时，已经关门，左侧有一小店，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那坐着，长久地保持着一种坐姿，朦胧的细雨中，这里显得十分地安静。我站在门前，没有走动，这座小城真静哪，站在这无边的静寂中，能听得见软软的湄潭口音在夜色地走动。而六十多年前呢，当是更为静幽的了。而科学，需要这般的宁静。当年浙大的师生就尽情享受着这湄潭小城的宁静，寄情于湄江山水，烽火连天的岁月，科学在这湄江两岸得到了呵护，家国故园，尽在这科学的曲径通幽处，“黉舍分三处，近蜀似倚刘。十年风雨重聚，杯酒为公酬。忆昔东西行役，公独任劳任怨，风月伴离愁。对菊倩吟句，此兴尚存否？湄潭好，鱼米国，可淹留。男儿磊落，何须泪洒古播州！且酌茅台香醑，应舞龙泉长剑，听我醉中讴。乱后故人少，况复断乡邮”，读苏步青在湄潭作的这首《水调歌头-劝饮郑公晓沧》，可见昔时学人慷慨激昂。 次日是个场面上的应酬，我早早地从会场离开了。走在湄江两岸，早春的雨已停了，岸边景致清新可人。湄江河的水流得不紧不慢，使我想起江南的那些风物和景致，而那群来自江南的人六十多年前的足迹，却没有被时间冲淡，在湄潭，随便地问起一些人，对这段历史都能说出点让你意外的东西来，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甚至是说得有板有眼，当然有些无从考证，但这根本不用去验证，它是浙大留在湄潭人心中的感觉，犹如对于一本老书的阅读。如今让我来阅读这段历史，更多只能倚仗史料，而对于那些曾与竺可桢老校长、苏步青教授在清晨抑或黄昏在湄江的岸边不期而遇的老人来说呢，他的浙大当是另外一番景象。 浙大与湄潭是有缘的，1940年两者邂逅，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次命定的相遇。对于江南风物和人民哺育的浙大来说，战时的湄潭是另外一个江南，湄潭古有“小江南”的美誉，杭州天堂美，湄潭亦天然，而当时的湄潭县长严溥泉就是江苏人，这位来自江南的县长对于浙大肯定有着一种发自骨子的热爱。1938年11月浙大迁到广西的宜山，但不到半年校舍就遭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竺可桢校长决定迁址贵州。在湄潭明前茶的清香中，读这段历史，眼前犹现当年湄潭人民夹道欢迎竺校长的场景，县长严溥泉组织了各界21个团体欢迎竺校长的到来，并表示将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浙大师生选用。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湄潭当即打动了竺可桢，他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1940年，经过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的几年动荡之后，浙大在湄潭获得宝贵的七年，这是安静的七年，正是正值盛年的王淦昌们所渴盼的安静。湄潭人民是真诚的，挪让了大量的庙宇祠堂和出租私人宅第供为校舍，湄潭富绅华仲麟在年支3000担军粮的重负下仍拨米贱售给浙大，以缓师生吃粮困难，县长严溥泉组织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支援房舍250多间，让出了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科学从来不会脱离最真诚的人民，真正的学人永远与人民血浓于水。1990年7月，王淦昌给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写来贺信，他深情地忆起在湄潭的岁月——“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湄潭度过的。那时我刚到而立之年，是人生最有活力的时间。加之湄潭山青水秀，风景宜人，我的创造力比较突出，在国内外物理杂志发表了近十篇论文，比其任何时候都多，就我个人来讲，是个奇迹”。 到湄潭的第二天，我到文庙去。但还是没有开门。白日里的文庙同样安静，我没有再去打扰它。那是一个中午，我去的时候，前晚看到的那老人还在，他在翻一本黄历，很旧的一本，并不是当年的，我好奇地在他的身边看了好一阵，他没有注意到我，我悄悄地走开了。 离开湄潭的时候是下午，阳光很好，过永兴，过黄家坝，车跑得很快，湄潭一下子就留在了我们的身后。有人泡了杯湄江脆片，淡雅的清香久久不去。车上有两个湄潭人，一个是我的好友，中国青年报驻贵州站的谢念，他生在湄潭，报道做得相当地棒。还有一个叫小梅的女孩，道地的湄潭人，她总是静静地听我们的谈话，安静得象这早春的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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