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楼子
沿平安大街从西往东,从官园桥上二环,往北。西二环转上北二环,很快德胜门的箭楼就在眼前。北京为数不多的几个城门楼子了,除此之外,就还有前门、东南角楼硕果仅存。依稀记得小时候坐公交车穿过城门洞的感觉,那不是西直门就是阜成门,反正德胜门从来就没来过。那时候以为德胜门离着很远,后来才觉得太近了,就在北京城圈儿里,挨着曾经的城墙——现在的北二环。箭楼真好看!任何一座留下来的古建筑其实都特别好看,就像是任何一枚挖出来的古币都比钱包里装的值钱,距离产生美感。二环路架得太高了,要是走在一条两边都是老式筒瓦平房的小胡同里,抬头仰望城门楼子,那才好看。不过那时城门楼子底下的平房肯定比较破烂,路也坑坑洼洼的,晴天起土,下雨崴泥。靠近城门的房子都不太好,城墙跟儿底下就已经是僻静地儿了,野菜都能挖着。听我姥姥说的,她那时候住在东城,东四牌楼北边儿。听她说起好象还住过分司厅、方家胡同一带。我姥姥还记得四九年的围城,围得卖菜的、淘厕所的都进不来。保长挨家挨户派活儿,让每家必须出个人去城门外边拆民房,为什么要拆民房呢?好象是为了打仗方便吧?找到我姥姥家,点名儿让我大舅去,我姥姥说孩子不舒服,发烧在床上歇着呢。保长没好气儿,说那也得去,没死、有口气儿的就得跟着去。我姥姥就觉得那个保长实在不是个东西!我舅跟上保长走了,一块儿的还有街坊邻里一群半大小子。我姥姥说没一刻钟我舅就又到家了,他趁领队的不注意,混进街边摆摊儿逛街的人堆儿里跑回来了。我问那后来呢?有没有什么麻烦?我姥姥说没有,那事儿就算完了。那么些人穿着各样衣裳他哪里分得出来?跑了也就算了。干吗去拆人家老百姓的房,害得人家没住处,打仗关咱们什么事儿?姥姥还说得亏我舅跑得快,要是出了城,路上见不着个人,就跑不成了。那时候城门外边挺荒凉的,也就只有些破旧的民房,商铺都很少。我姥姥说我大舅从小就特机灵,遇事很有主张。“日本儿时候”——老太太对北京被日伪政权占据的时期一直是这么称呼——吃得特差,净是杂合面,好容易听说粮店里来了小米面,就让我舅拿上条布口袋去买,回来的路上,在胡同里碰上个劫道儿的,抢他的粮食口袋(那年头劫道儿的也就为口饭?)。我舅那时也就10岁出头吧,知道硬抢不过,急中生智竟从兜里掏出个哨儿猛吹起来,把个劫道儿的一下子就吓跑了。那时候男孩子下了学都喜欢到外边去玩,我舅舅们也是。其中一位堂舅舅跟我妈同班,每到放学,他去玩,总让我妈帮他把书包先捎回家。我妈很不情愿帮他拿书包,就尽量躲着他,下了课就赶紧走,一路跑回家。她那位堂兄没追上她,为了玩着方便,就把书包藏在了什刹海湖边的草丛里,然后去摸鱼捞虾掏蟋蟀,跑到鼓楼底下买吃食,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结果忘了取书包,书包丢了。那位堂舅舅据说为此挨了他父亲——我五叔姥爷的一顿大打。这位堂舅是几房兄弟里边最淘气的一位,他只比我妈大两个月,每到过年的时候,小的要给大的磕头,到他们兄妹俩那儿总要为此吵得一塌糊涂——我妈总是不肯给他嗑,嫌他平时举止没个哥哥样儿,功课又差。几十年后,我那些堂姨、堂舅舅们提起这事儿来还乐呢!“日本儿时候”小学都有日语课,由日本人来教。我妈说上课铃一响,那日本教员走进教室,全班同学就必须高声用日语喊“老师好!”发音是“森思哎,欧哈一欧酷呲啊一马思”。我妈说班上的男孩子总是故意给说成:“孙子哎,欧哈一欧酷呲啊一马思!”弄得那位教员反复纠正:“孙子哎不对,应该是森思哎。”教我舅他们的那个日本人中文比较熟,听到有人喊“孙子”,就走下讲台,用教鞭敲打学生的头。一边打一边骂:“八嘎!八嘎!”后来日本一投降,他们班上同学就用石头把那人的头砍破了。有回我突然想起来问我妈:“您有没有参加过开国大典?”我妈说参加了呀!当时学校组织的,学生都去了。我说我怎么这么些年没听你说过呢?连我爸都是第一次听她说起。我妈说当时年纪小,也没太明白这事儿的意义,反正那些年总是过事儿,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经常让学生们去参加活动。后来的生活变化是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我对那些年很感兴趣,但一直没彻底弄清楚,听老人讲的故事全都断断续续。我妈一辈子只往前过,从不回忆,在与时俱进方面倒是始终如一。让我妈开口讲故事比让我姥姥开口难多了,必须得能找到合适的契机。比如那回,我带少爷去登了钟鼓楼,我妈知道了,就说:“我们小时候上去玩过好多次,那时不要钱。现在怎么都卖这么贵的门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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